行者无疆：探索历程及学术谱系——复旦大学出版社《祁志祥学术自选集》补叙
2019年是我供职的上海政法学院建校三十五周年，也是中国—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成立五周年。为了向这两个重要的日子献礼，学校组织本校学者出版了一套学术著作。我借这个机会盘点了一下自己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学术历程，从发表的几百篇论文中挑选出几十篇代表性作品，分“文学研究”“美学研究”“佛学研究”“人学研究”“国学研究”“法学研究”六个板块，以《祁志祥学术自选集》的名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笔者自幼喜爱文学，读大学前曾写过不少诗文，读大学中文专业后醉心于小说与诗歌的阅读与写作中，梦想成为作家。但作家没有当成，一个偶然的机遇意外成了学者。从文学起家，研究文学是我的学术起点。1986年，我在《文艺研究》上发表的第一篇长篇论文《平淡——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种风格美》是关于诗学风格的论文。1988年，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之后，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《论审美主体对艺术的双重美学关系》是关于文艺的论文。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《民族文论与宗法文化》，它后来收在我的《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）一书中。我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是文学理论著作《中国古代文学原理——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》（学林出版社1993）。这部书后来被评为高等教育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》，先后在山西教育出版社（2008）、华东师大出版社（2018）出版，并被评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。此外，我还写过不少文学论文，它们分别收在我的《美学关怀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）、《人学视阈的文艺美学探究》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）两书中。其中，最能反映我对文学本质认识的论文是《论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》（2001）。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工作期间，参加集体项目，完成《历代文学观照的经济维度》的编著（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）。后又参加朱志荣教授主编的丛书，从美学的维度写中国文学理批评史，完成《中国文学美学史》（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）。
在研究文学艺术时，常听到一种说法，说文学艺术的特征是美，不仅具有认识功能、教育功能，而且具有审美功能。于是，什么是“美”或“审美”，成为我关注、思考的问题。要把这类问题搞清楚，不能临时抱佛脚地查查字典，必须跳开文艺理论的圈子，好好地去专研一下美学。加之美学是文艺理论的近邻，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艺理论，可增加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度。与文艺理论相较，美学不仅关注艺术美问题，而且要对现实美作出解释。于是，研究的范围加大了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的重心逐渐转到美学上来。我发表的论文、出版的著作中，美学作品是最多的。也因此，我这个文学出身的人成了美学工作者。在学理上，我先后提出“美是普遍快感的对象”（1998）、“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”（2017），出版《美学关怀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）和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《乐感美学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），创立了“乐感美学”学说；运用这个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，出版《中国美学原理》（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）、《中华传统美学精神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）。在美学史领域，主持并独立完成 200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《中国美学通史》三卷本（人民出版社 2008）、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《中国现当代美学史》二卷本（商务印书馆 2018）以及 2016 年上海市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、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成果《中国美学全史》五卷本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）。此外还出版过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民族特色的《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》（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）、从人学角度研究美学的《人学视阈的文艺美学探究》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）等。
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的过程中，经常碰到许多佛家话语。临时从字典上找解释，总觉得理解不那么入骨。于是在研究文学、美学之余，又分出一部分时间，直接进入佛学园地，研究佛教文化及其与中国古代文论、美学之间的关系，并另有创获。我发表的最早的一篇佛学论文是《佛教文化与民族文论》（《百科知识》1990年第11期）。以此为基础，在《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）一书中拓展成第五章《佛教文化与中国美学》。再调整视角，完成《佛教美学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）的初步建构。1997年进上海大学文学院，因为教学的关系，写了一本《佛学与中国文化》（学林出版社2000）。它是笔者对佛教哲学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系统梳理，也是选修课教材，后来被评为2002年上海大学优秀教材。新世纪之初，上海玉佛寺组织佛教研究系列丛书，我承担了一本《似花非花：佛教美学观》（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），印刷过多版。后因撰写中国美学通史的需要，研读历代佛教经典，挖掘其美学思想，出版国内外唯一的一部《中国佛教美学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）一书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《佛教美学新编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）。
文学界有一个经典命题：“文学是人学。”八十年代的美学教科书有一个经典定义：“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。”无论准确把握“文学”本质，还是准确把握“美”的定义，都离不开对“人”的本质的真切认识。可以说，有什么样的人学观，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观；有什么样的人性观，就有什么样的美的本质观。因此，在研究文学、美学的同时，人性、人学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对象。从1988年发表《马克思、恩格斯“人的本质”定义献疑》，到后来发表《国学中的“人性论”及其现实意义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2年第8期）、《论人的双重本性及其现实启示》（《上海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3期），发表《认识你自己——祁志祥教授谈国学中的人性思想及其启示》（《解放日报》思想者专版，2012年7月21日）等，都表现了我对人性、人的本质问题的持续追问。从人性论向人生观、人治观、人格观、社会观延伸拓展，笔者于2012年出版《人学原理》（商务印书馆 ），完成了人学范畴体系的横向建构。这种理论建构是建立在《中国人学史》（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）、《中国现当代人学史》（学林出版社 2006）、《中国现当代人学史——思想演变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轨迹》（台湾独立作家 2016）的资料梳理之上的。在不断思考更新的基础上，笔者提出“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”之新说，并以此为指导重写中国思想史。
“国学”是一个国家传统的文化学术的总称。这种用法源自日本，20世纪初传入中国。与“五四”以来的“新学”相对，“国学”指“旧学”；与“五四”以来的“西学”相对，“国学”指“中学”。21世纪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受到追捧。在中国讲“国学”，不言而喻，指中国古代的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。“国学”所以在新时期的中国大热，说到底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人文智慧。于是，超越知识技艺的形而下层面，从形而上的人文精神维度切入国学研究乃至教学，成为笔者新世纪以来的另一学术图谱。2008年，笔者主编出版《国学人文读本》上、下册（上海文化出版社），从历时的顺序梳理国学经典中的人文片段，并于2009年在上海财经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。2010年引进至上海政法学院工作后，撰写《国学人文导论》（商务印书馆 2013），从范畴入手揭示由内圣外王之道构成的国学人文价值系统，在全校开设“国学人文”通识课程。 2017 年起在智慧树网拍摄教学视频，向全国大学生开设《国学与人生》课程，出版演讲录《国学与人生》（商务印书馆2017）。笔者的国学人文研究，是中国古代人学史研究的延伸，与笔者的人学研究存在某种交叉，推动笔者从人文的维度刷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。2019年，笔者撰写的《先秦思想史：从神本到人本》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。
2010年10月，我来到上海政法学院工作。文学专业没有研究生点，几经辗转，便在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招研究生。由于人学研究中有政治学这一块（《人学原理》第三编《人治观》，商务印书馆2012），国学研究中有外王之道这一块（《国学人文导论》第二章至第十一章），所以与法理学也有相通之处。后来调动这方面的积累并加以拓展，完成财政部“城市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科研基地”项目子项目《社会理想与社会稳定》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。同时发表了不少法学方面的论文，如《“以人为本”的历史诠释与当代解读》（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4年第3期）《国学中的“法治”论》（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5期）《论“公平正义”》（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4期）《时代语境下的“自由”新解》（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4期）《从空想共产主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》（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》2014年第2期）。以此，总算对法学研究生有所交代。（《祁志祥学术自选集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，148元）
来源：复旦大学出版社